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主辦

 

論以不動產為執行標的物的執行異議之訴審查標準之構建

--以200件執行異議之訴案件為樣本的分析

  發布時間:2019-04-30 15:05:25


  2008年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首次按照異議對象的不同將執行異議區分為執行行為異議和執行標的異議,并分別設置了執行復議和執行異議之訴兩條原理和程序完全不同的救濟途徑,自此確立了執行異議之訴這種新型訴訟。2011年4月1日施行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新增二級案由“執行異議之訴”,其下包括“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申請執行人執行異議之訴”和“執行分配方案異議之訴”三個三級案由,至此確立了執行異議之訴的相關案由。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新《民事訴訟法》基本沿襲了舊法關于執行異議之訴的規定,既無程序性適用規定,亦無實體性審查標準。2015年2月4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解釋》)單獨設立執行異議之訴編并規定了十三個條文,其中針對該訴審查標準的僅有一條且為原則性規定,其余均為程序性規定。近年來,隨著人民法院執行力度的逐步加強,執行異議與執行異議之訴案件的數量激增,執行異議之訴的現行有關規定,已經不能滿足審判實踐需要,因此建立科學有效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執行異議之訴審查標準,是現階段亟待解決的問題。在此背景下,筆者力圖以200份裁判文書為樣本進行量化分析,通過對執行異議之訴現行審理情況的實證分析以及執行異議與執行異議之訴的比較分析,構建以不動產為執行標的物的執行異議之訴的審查標準。因相對于中國裁判文書網而言,中國法院裁判文書庫中的案例大部分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中國審判案例要覽及人民法院案例選,這些案例較一般案例更具有指導意義,故筆者以中國法院裁判文書庫作為數據基礎,以案由“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和“申請執行人執行異議之訴”為檢索關鍵詞,至2017年4月20日檢索日共檢索到裁判文書1299份,同時按照時間順序從中挑選了以上兩類案由中以不動產為執行標的物的裁判文書各100份[⑴ 該隨機產生的200份裁判文書來自于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北京、黑龍江、內蒙古、甘肅、廣東、浙江、山東、河南等20多個省、市、自治區的三級法院,基本實現了統計樣本的客觀性與科學性。]⑴,進而展開構建以不動產為執行標的物的執行異議之訴審查標準之探討。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中所稱執行異議之訴僅指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和申請執行人執行異議之訴,所稱執行異議僅指執行標的異議。

  一、實證觀察:執行異議之訴案件的審理情況分析

  (一)執行異議之訴中,所涉及的執行標的物大部分為不動產

  筆者在按照時間順序選取200份以不動產為執行標的物的執行異議之訴裁判文書過程中,選取至第239件案件時即已滿足預定目標。由此可以推定,以不動產為執行標的物的執行異議之訴案件在該類案件中占比較高。在選取的200份裁判文書中,執行標的物為房屋(含房屋和土地)的190件,占比95%;除房屋外,不動產執行標的物還包括土地使用權、采礦權等,但所占比例較小(見圖一)。由此并結合筆者的審判經歷所確立的結論為:以不動產,特別是房屋為執行標的物的執行異議之訴案件,占據了此類案件的重要位置。之所以產生這種情況,概因執行部門一般是在被執行人無便于執行的存款、有價債券等財產的情況下,才會對被執行人的不動產進行查封,進而拍賣、變賣,以實現生效判決確定的申請執行人的債權。此時,該不動產往往是被執行人的唯一可供執行的責任財產,而執行異議之訴非此即彼的裁判結果,亦使得案外人或申請執行人真正的實現了完全的勝訴或敗訴,致使該類案件當事人必然窮盡救濟途徑,維護自身的權益。故本文以執行標的物為不動產為限探討執行異議之訴的審查標準具有更為廣泛的借鑒意義。

  (二)執行異議之訴中,支持案外人的比例及執行異議裁定失效的比例較高

  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的規定,如果執行部門裁決支持案外人的異議,則申請執行人有權提起申請執行人執行異議之訴;如果執行部門裁決駁回案外人的異議,則案外人有權提起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分析全部1299份裁判文書,申請執行人執行異議之訴343件,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956件。簡言之,73.6%的執行異議申請被執行部門裁定駁回。而在選取的200份以不動產為執行標的物的裁判文書中,駁回申請執行人繼續執行請求的74件,支持案外人中止執行請求的59件,合計133件,即執行異議之訴案件中支持案外人異議的比例為66.5%(見圖二)。《民事訴訟法解釋》第三百一十四條規定,如果執行異議之訴的裁判結果與執行異議的裁判結果相反,執行異議裁定失效。因此從另一個方面分析,在200份裁判文書中,申請執行人執行異議之訴的裁判結果與執行異議的裁判結果相反的27件,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的裁判結果與執行異議的裁判結果相反的47件,即執行異議裁定失效率為37%。由于中國法院裁判文書庫未細分執行案由,筆者只能依據前述法律規定、數據并結合自身審判經歷,合理推定執行異議與執行異議之訴裁決結論的差異,亦能管中窺豹、一葉知秋。通過以上的數據分析可以看出,多數案外人提出的執行異議申請在執行階段被駁回,而提起執行異議之訴后,多數的案外人在審判階段得到支持,還有接近四成的執行異議裁定因與執行異議之訴裁判結果相反而失效,印證了執行異議審查與執行異議之訴審理在司法理念及審查標準方面的巨大差異。

  (三)執行異議之訴中,被執行人的立場及當事人的舉證、質證能力均會影響案件的審理結果

  依照《民事訴訟法解釋》第三百零七條、第三百零八條的規定,被執行人反對案外人異議主張的,在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中與申請執行人列為共同被告,在申請執行人執行異議之訴中列為第三人;被執行人不反對案外人異議主張的,在案外人執行異議之訴中列為第三人,在申請執行人執行異議之訴中則與案外人列為共同被告。經統計,200份裁判文書中,被執行人不反對案外人異議的86件,占比43%,其中的64件支持了案外人的異議申請(見圖三)。進一步細分支持案外人執行異議的133件執行異議之訴案件,以及執行異議之訴的裁判結果與執行異議的裁判結果相反的47件案件,扣除兩種統計方式中的重疊部分,共計149件中的128件是因為訴訟階段確認的事實與執行階段查明的事實不符,或一方當事人舉示的證據不能(含未舉示證據)證明其主張的事實,55件是因為執行部門與審判部門適用法律不同或對同一法律規定的理解不同,兩種因素兼而有之的34件。由此可見,證據和事實的認定是執行異議之訴案件中審查案外人異議是否成立的關鍵,其次才是法律適用。而被執行人作為知曉申請執行人、案外人兩方面事實的當事人,其立場將直接影響對立方當事人的訴辯主張及舉證能力,并進而影響到訴訟中相關事實的認定。由于執行異議之訴的判決結果只能采取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方式,即執行異議之訴的判決結果除了許可執行或排除執行,不存在主要責任、次要責任之分,亦不存在按照過錯(過失)比例分割被執行標的物的可能性,故在執行異議之訴案件中當事人的舉證能力將直接影響到案外人民事權益性質的認定,進而影響到對案外人享有的民事權益是否能夠排除強制執行的判斷。因此,執行異議之訴中被執行人的立場及當事人的舉證、質證能力是決定該類案件審理結果的重要部分。

  二、原因探析:執行異議與執行異議之訴的比較分析

  (一)南轅北轍:執行異議與執行異議之訴的審查標準存在本質區別

  從73.6%的案外人執行異議申請被執行裁定所駁回,而提起訴訟后,66.5%的案外人執行異議申請被民事判決所支持,以及37%的執行異議之訴的裁判結果與執行異議的裁判結果截然相反可以看出,執行異議與執行異議之訴在價值取向、功能定位和審查原則等方面均存在差異。執行程序的價值取向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而審判程序的價值取向則是公平優先,兼顧效率。執行程序中的案外人異議的功能定位是暫時或階段性的阻確執行,一般不包括案外人實體權利的確認,而執行異議之訴的功能定位則是通過案外人實體權利的確認從而根本性的阻確執行。因此執行部門對案外人異議的審查多數為程序性和階段性審查,對案外人權利的判斷亦局限在形式物權、權利表象;而審判部門對案外人異議的審查則屬于實體性和終局性審查,對案外人權利的判斷亦為實質物權、真實權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辦理執行異議和復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執行異議和復議規定》)第二十五規定可以看出,形式審查為執行程序中處理案外人異議的基本原則。同時,《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七條規定,案外人異議審查期限僅為15天,從立法角度亦限定了執行階段的案外人異議審查應以形式審查為原則。而從《民事訴訟法解釋》第三百一十一條、第三百一十二條規定可以看出,執行異議之訴則是以實質審查為原則,即通過實體權利的確認,從而判斷應否中止執行。同時,執行異議之訴作為審判程序,適用《民事訴訟法》有關審限的規定,也為進行實質審查提供了條件。 分析支持案外人異議申請的執行異議之訴案件以及執行異議之訴的裁判結果與執行異議的裁判結果相反的149份裁判文書的理由部分可以看出,執行異議與執行異議之訴在審查標準上存在本質的區別。由于執行程序的目的為實現生效判決的執行力,結合執行異議的價值取向、功能定位及審查原則可以認定,執行異議應堅持較高的、外觀化的審查標準;而執行異議之訴則需在對案外人主張的民事權益進行實體認定的基礎上,作出是否中止執行的裁判,這個過程即是對案外人和申請執行人民事權益(權利)進行比較和取舍的過程,故執行異議之訴的審查必然涉及證據和事實的認定以及價值取舍,據此筆者認為,執行異議之訴的審查標準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事實審查方面的標準,二是何種民事權益(權利)應予優先保護的審查標準。

  (二)于法無據:執行異議之訴的實體法審理依據亟待完善

  《執行異議和復議規定》采取列舉的方式規定了執行異議的審查標準,即在該規定第二十五條至三十一條規定了案外人是否為執行標的物的權利人的審查標準、案外人依據另案生效法律文書對執行標的提出異議的審查標準、案外人排除執行的實體權利與申請執行人優先受償權產生沖突時的處理、無過錯不動產買受人物權期待權的保護條件(第二十八條)、房屋消費者物權期待權的保護條件(第二十九條)、預告登記權利人在金錢債權執行中提出案外人異議的審查規則以及案外人主張不動產租賃權異議的審查標準。這種列舉式的執行異議審查標準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筆者在分析200份執行異議之訴裁判文書的過程中發現,有的裁判文件徑行適用上述規定對案外人的執行異議申請進行審查。需要明確的是,《執行異議和復議規定》作為執行程序的規定,該規定并未明確訴訟程序亦可適用或者參照適用。最高人民法院審執部門趨于一致的意見已明確《執行異議和復議規定》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可在執行異議之訴中參照適用,但分析200份裁判文書發現,如何應用此規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第十七條)審查案外人異議申請,仍存在較大差異。我國現行關于執行異議之訴的規定多為程序性規定,關于該訴的審查標準僅有《民事訴訟法解釋》第三百一十一條和三百一十二條的規定,即案外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的民事權益。該種原則性的規定不具有《執行異議和復議規定》以列舉方式規定的執行異議審查標準所具有的明確性和可操作性,但這種原則性的規定更具有彈性和靈活性,也使得執行異議之訴在審查過程中必然涉及適用民法通則(以及即將實施的民法總則)、物權法、合同法、公司法等實體法律。執行異議之訴審查標準的特殊性必然對法官的業務素質和審判經驗要求更高,也為同一事實不同裁判結果提供了存在可能。因此建立執行異議之訴的實體法審理依據,是現階段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五里云霧:執行異議與執行異議之訴認定的事實均難以接近客觀事實

  《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解釋》以及與執行程序相關的司法解釋對執行異議審查方式并無明確規定,執行部門在案外人異議審查過程中多采用書面審查的方式,只有認為確有必要的才采取聽證會的審查方式。但聽證會按照何種程序進行,現行法律并無明確規定。因執行程序缺少程序性保障,故執行異議裁定所“查明”的案外人所主張的事實多為“外觀事實”,即通過書面材料和當事人陳述能夠直觀認定的事實。而執行異議之訴因適用審判程序的相關規定,采取庭審調查的方式對案外人主張的事實進行調查。在這種程序性保障下,通過庭審舉證、質證以及辯論等程序,執行異議之訴查明的法律事實較執行異議查明的“外觀事實”更具有客觀性和真實性。另一方面,執行異議之訟案件相較于普通民事訴訟案件而言,提出異議的案外人與申請執行人之間并無直接的民事法律關系,申請執行人并未參與案外人與被執行人之間的交易,甚至對此毫不知情,由此導致案外人與申請執行人之間無法形成有效的訴辯對抗,申請執行人亦無法對案外人舉示的證據發表實質性的質證意見,即使案外人與被執行人為阻確執行而偽造相關證據,申請執行人也無法舉示相反證據予以推翻。故雖然有庭審舉證、質證以及辯論等訴訟程序性保障,也必然導致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訴辯主張及舉證、質證情況還是無法查清案件事實,執行異議之訴查明的法律事實難以接近客觀事實。通過分析被執行人不反對案件人異議的86件案例中支持案外人執行異議申請的64件案件可以看出,被執行人的立場可能左右執行異議之訴案件基本事實的認定,確需人民法院在該類案件的審理過程中,盡可能的去偽存真,使該類案件查明的法律事實最大限度的接近客觀事實。

  三、突破困境:以不動產為執行標的物的執行異議之訴審查標準之構建

   (一)執行異議之訴的根本性審查標準——多路探尋客觀事實

  《民事訴訟法》將執行異議之訴作為一種執行救濟制度規定在執行程序編中,使得執行異議之訴的提起無門檻限制,案外人只要主張其對執行標的物享有實體權利即可提起執行異議,直至提起執行異議之訴,于是就出現某些被執行人與案外人利用該制度,惡意串通,偽造證據,以達到轉移被執行財產,進而規避執行的非法目的,侵害了申請執行人的合法權益;反之亦然,其情形為申請執行人與被執行人惡意串通,以達到侵吞案外人財產的目的。因此,執行異議之訴案件首先應從事實認定角度防止以上情況的發生,通過最大限度地探尋客觀事實,充分實現執行異議之訴監督執行程序的制度設計目的。在執行異議之訴案件的審理中,應從嚴把握證據審查,當事人的處分權也應受到一定的限制,特別是應當限制當事人自認原則的適用,即使被執行人對于案外人所主張的表示承認的,也不能免除案外人的舉證責任。[⑵ 王毓瑩:《執行異議之訴案件的裁判思路》,載《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總第67輯,第34頁。]⑵以被執行人與案外人串通為例,首先,鑒于案外人與申請執行人并無直接的法律關系,二者除在執行標的物上產生交集外,雙方在執行異議之訴中無法形成直接有效的訴辯對抗,雙方系在兩個并列的事件中闡述各自的觀點,舉示各自的證據,一方當事人無法根據自身的經歷評價另一方當事人陳述的事實,亦無法對另一方當事人舉示的證據發表實質性的質證意見。故在舉證責任分配方面,更應從事實認知的角度充分考慮各方當事人的舉證能力,確立由案外人承擔主要舉證責任的原則,并加強釋明權在執行異議之訴案件中的運用。其次,因在普通民事訴訟案件中,雙方當事人的訴辯主張能夠直接形成對抗,故一方自認對己不利的事實和認可的證據,往往恰為對對方有利。而在執行異議之訴案件中,被執行人所承認對其不利的事實和認可的證據,往往對申請執行人也不利,特別是案外人與被執行人惡意串通的情況下,被執行人會對案外人主張的事實全部予以認可,以期達到阻確執行的目的。因此,在執行異議之訴案件中,要嚴格限制當事人,特別是被執行人的自認,即被執行人對案外人所主張的事實的承認,亦不能免除案外人的舉證責任。最后,如申請執行人主張案外人與被執行人存在惡意串通,損害其合法權益的情形,其證明事實的證據必然無法達到確鑿程度,人民法院可依職權主動調查取證或對相關事實進行調查核實,并將調取的證據及核實的情況與被執行人、案外人的陳述及舉示的證據進行比對,至少要達到證據的高度蓋然性標準,并結合時間、因果等邏輯規則作出合理判斷,以期實現查明的法律事實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觀事實之目標。此為執行異議之訴之根本性審查標準。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刊登的“華鎮名與孫海濤、吉林市軒宇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申請執行人執行異議糾紛案”[⑶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4年第5期(總第211期)第38頁。]⑶最好的體現了執行異議之訴案件審理中的去偽存真過程。該案審理過程中,審判法官充分運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相關規定,對該案所涉的系列證據進行審核認定,并對單一證據進行了準確分析,結合當事人陳述的證明力,肯定了事實自認和證據認可的效力,排除了非訴訟意義上的自認,限定了不具有對抗性的當事人之間自認的適用范圍,從各證據與案件事實的關聯程度、證據之間的關聯性等方面,全面、客觀地審核證據,并恰如其分的將心證在裁判文書中予以公開。該案事實審查標準在所有執行異議之訴案件的審理中均值得予以借鑒。

  (二)以不動產為執行標的物的執行異議之訴的實體性審查標準——“權利比大小”

  自執行異議之訴制度確立以來,經過不斷的探索、實踐、總結和提高,對于執行異議之訴的性質最高人民法院的主流觀點傾向于救濟之訴,即執行異議之訴應當是一種兼具確認之訴和形成之訴特點的一類新型訴訟形態。即在執行異議之訴案件中,既要對案外人對執行標的物是否具有某種實體權利作出審查判斷,又應對該實體權利能否阻卻執行以及是否阻卻執行進行審查判斷,并據此作出判決,唯此才能真正發揮其不同于一般確認之訴尤其是確權之訴的功能。[⑷ 王毓瑩:《執行異議之訴案件的裁判思路》,載《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總第67輯),第34頁。]⑷在以不動產為執行標的物的執行異議之訴案件中,首先就要判斷案外人所主張的實體權利是什么權利。為此人民法院是按照近似于物權確認之訴的審查原則審理案件,確認案外人是否是對執行標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權利的權利人,包含但不限于所有權人、用益物權人、擔保物權人等。特別應該注意的是,不僅要審查物權變動的結果行為(登記、占有等)的效力,還應審查原因行為(合同等)的效力。因為物權行為的效力不能完全獨立于債權行為,在債權行為存在不成立、無效或者被撤銷的情形時,即使當事人辦理了登記或已經占有,亦不發生物權變動的法律效果。案外人既不能據此取得物權,亦不能據此阻卻執行。換言之,執行異議之訴作為審判程序,區別于執行異議的關鍵點是人民法院在該程序中有權且可以依職權審查當事人之間民事法律行為的效力,以此確定案外人享有的實體權利的基礎,據此通過對權利性質、效力范圍等方面的比較,作出權利判斷和價值取舍,從而決定執行程序應中止抑或繼續。案外人在執行異議之訴中的請求能否成立,還應根據案外人主張實體權利所涉的實體法律規定,申請執行人主張的權利性質及狀態等多方面因素綜合考慮,從而確定異議人的權利是否能夠排除執行。通俗的講,就是將案外人對于執行標的物的實體權利與申請執行人對于執行標的物的實體權利進行比較,如果案外人的權利優于被執行人的權利,則停止執行;反之,則許可執行。根據權利的分類,對案外人依附于執行標的物的實體權利與申請執行人對于被執行標的物的實體權利進行比較的一般標準可以理解為,人身權優先于財產權,物權優先于債權,支配權優先于請求權,絕對權(對世權)優先于相對權(對人權),專屬權優先于非專屬權。就此,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28日施行的《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執行異議之訴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試行)》第六條規定,足以阻止執行標的物轉讓、交付的實體權利包括所有權、用益物權、租賃權、股權以及法律、司法解釋規定的其他實體權利。此規定可以成為“權利比大小”的標準。

  (三)《執行異議和復議規定》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的適用--生存利益優先

  鑒于絕大部分以不動產為執行標的物的執行異議之訴案件均系針對房屋而提出,以房屋為執行標的物的執行異議之訴案件應為此類案件的重中之重。在執行異議之訴的“權利比大小”審查標準框架下,針對以房屋為執行標的物的執行異議之訴案件中,申請執行人與案外人對作為執行標的物的房屋所享有的權利性質相同時如何比較、取舍的問題,《執行異議和復議規定》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作出了房屋買受人生存權利特殊保護的規定,規定了無過錯不動產買受人物權期待權的保護條件及房屋消費者物權期待權的保護條件。上述規定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第十七條的規定異曲同工,僅為放寬了適用條件。而之所以賦予案外人以優先于金錢債權人權利的特殊民事權益,系出于利益權衡即生存權利優先于經營利益的考慮,以維護占有的事實狀態,保護受眾群體的民生利益。需要明確的是,案外人此時享有的亦僅為普通債權,當申請執行人享有抵押權、優先債權時,買受人、房屋消費者作為案外人所享有的物權期待權本應不能阻卻執行,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問題的批復》所規定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優于抵押權,而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不能對抗交付購買商品房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項的消費者,概因上述原因。 最高人民法院對于《執行異議和復議規定》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在執行異議與執行異議之訴中均可適用已經有明確的意見,并且在審判實務界已經形成共識,而如何認定案外人是否同時具備該規定的四項(三項)要件,其立法本意直指民事審判程序,亦更適合在審判程序中加以認定和解決。首先,合同效力的審查涉及到民法通則(民法總則)有關民事法律行為的規定、合同法有關合同成立及生效的規定、公司法有關公司財產獨立以及財產處分等的規定、物權法有關物權確認以及變動等的規定,這些問題均不適合在執行程序中解決,應進行實體審理方可認定當事人間的法律關系性質及其效力。其次,關于占有、支付價款、買受人無過錯等要件的認定,亦是證據采信和事實認定的過程。因此,只有通過民事審判程序所認定的事實,方能確定是否符合《執行異議和復議規定》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規定的要件,也只有民事審判程序才具有恒定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刊登的“鐘永玉與王光、林榮達案外人執行異議糾紛案”[⑸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6年第6期(總第236期)第19頁。 ]⑸堪稱適用“生存利益優先”審查標準的典范。此案為申請執行人因與被執行人股權糾紛而查封案涉房屋,案外人以其十幾年前與被執行人離婚時分得該房屋并一直居住為由提出案外人執行異議。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案外人與被執行人無惡意逃債的主觀故意,股權糾紛的債務發生于離婚之后,案外人及其子女一直占有房屋,并擁有訴爭房屋所有權變更登記至其名下的請求權,優于申請執行人的金錢債權,故停止執行,該結果充分體現了生存利益優先的司法理念。而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日印發的《執行異議之訴案件審理指南》以問答的形式規定了案外人系購買商品房的消費者、被拆遷人等執行標的物為房屋的執行異議之訴案件處理原則,亦與“生存利益優先”的審查標準相一致。

  結語

  執行異議之訴案件的審查標準,是我國現行民事訴訟理論和實踐中的熱點,也是難點。關于該訴的程序性事項現行法律規定的已經比較完善,且在審判實務中已經形成共識。但因案外人主張實體權利的多樣性、案件所涉相關事實的復雜性等因素,該訴的審查標準尚無統一規定,在審判實務中也未能形成公示。鑒于執行異議之訴多在執行標的物為不動產,特別是房屋的情況下提起,筆者期冀通過本文的相關論述,為執行標的物為不動產的執行異議之訴案件的審查標準的建立,貢獻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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